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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一)立题意义
甘肃地处祖国大西北、内地与西部多民族地区的结合部，是我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战略地位比较特殊，甘肃经济发展对保持国民经济健康发展、促进民族团结、巩固祖国边疆、保证国家长治久安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和作用。甘肃又是典型的经济欠发达省份，新中国成立以来，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甘肃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不容回避的是，改革开放以来甘肃与全国乃至东部沿海省区的经济发展差距明显拉大，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较为突出。在世纪之交，重新审视甘肃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和面临的新挑战，在战略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创新，对甘肃经济再上新台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 “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
新中国成立50年以来，甘肃各族人民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下，按照中央的总体部署，结合甘肃实际，励精图治，艰苦创业，经济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由一个几乎没有什么工业、“陇中苦甲天下”的贫困落后的农业省，发展成为国有工业占主导地位、产业门类比较齐全的新兴工业基地，为全国大
规模工业现代化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当然，50年发展也经历了艰难曲折的路程，有成功、胜利的喜悦，也有挫折、失误的痛苦，经验和教训同样丰富而深刻，既激人奋进，又发人深省。在世纪之交追根溯源，回顾50年甘肃经济领域的巨大变化和宏伟业绩，追踪各个时期的发展轨迹，研究经济运行规律，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对于深化和正确认识甘肃省情，制定下世纪初甘肃经济发展战略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温故而知新”，在50年实践这面镜子面前，我们可以变得更加清醒和聪明起来，以便在今后的经济建设中，少走弯路，把事情办得更好一些。
2. 形势所迫，机不可失
当前，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已经或正在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我国加入WTO指日可待，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和区域经济集团化已是大势所趋，以科技创新和信息“高速公路”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已经临近，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已迈出实质性步伐，这些都必然对甘肃经济发展产生多方面的重大影响。在新的形势下甘肃如何抓住机遇，迎接挑战，加快发展，实现经济发展新的突破，逐步缩小与发达地区的差距,是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我们面临的也许是前所未有的战略选择。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认真分析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的特点，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总趋势，科学判断我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把问题和矛盾找准，把优势和重点选准，把机遇和挑战把握准。
3. 新世纪,新开局,更具新意义
21世纪初是我国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二步战略目标基本实现的基础上,开始全面启动和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的关键时期。在这个关键时期，审时度势，超前谋断，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具有甘肃特色的新世纪发展战略，确定新的强省富民目标，关系到把我省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全面推向前进的大局。因此，我们必须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和新形势的要求重新审视全省经济发展的一些重大问题，在对过去不同时期提出的发展战略进行认真反思的基础上进行战略创新，从而为实施第三步战略部署开好局，起好步，打好基础。
（二）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经济发展战略是政府基于对一定时期内经济发展的环境条件、总体趋势的判断和把握而作出的具有全局性、前瞻性、纲领性的总体部署，是政府经济发展意图的集中表现。它规定和指明了本阶段或区域内生产力布局的原则、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和经济发展的方向等，是调控宏观经济的重要手段。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战略就决定什么样的经济发展道路，同时也就决定什么样的经济命运,战略决策是否正确，对经济建设的成败、发展速度的快慢、发展质量和效果的好坏有决定性的意义。战略决策的成功是最大的成功。当然，战略实施是否到位，也是成功的关键，一项重大的战略决策得不到有效实施，战略选择也就失去了意义。为此，本研究拟从战略构想、战略决策、战略实施这三个层面上分别对甘肃经济发展战略进行深入系统的反思。
战略决策是否成功，关键在于所确定的经济发展战略是否吸取历史经验教训，遵循经济发展规律，符合当前经济运行的阶段性特征和未来经济发展的总体趋势，是否具有全局性、超前性和可操作性。为此，本研究从历史的纵向视角和现实的横向视角两方面对建国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我省提出的经济发展战略进行了客观而深入的剖析，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眼光，对世纪之交的甘肃省情进行了历史、科学、辩证地认识，在此基础上，运用发展经济学、区域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认真分析了各种错综复杂的经济关系，提出了今后甘肃经济发展的新战略及其实施的有效途径。
经济发展战略反思与对策研究有两大难点：难点之一，在于战略反思不是简单的历史回顾和总结，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过去评头论足，因此也就难免会涉及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但“继往”是为了更好地“开来”，倘若回避矛盾和问题，而未实事求是地指出以往战略决策和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及其症结，反思也就失去了意义；难点之二，在于战略创新与战略反思是密不可分的，是相互联系的，战略反思是战略创新的基础，战略创新是战略反思的目的，不仅要在反思的基础上提出新战略，而且提出的战略必须是切实可行、富有远见卓识的。换句话说，战略创新既要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不重蹈覆辙，又要提倡“一张蓝图绘到底”的精神，继承和坚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既定战略，以保持战略的连续性。也许正是由于这两难，目前有关战略方面的研究，总结回顾的多，战略反思的少；反思和创新单独研究的多，而从这两方面结合上系统研究的少。为了弥补目前在我省经济发展战略系统研究上的缺憾，本研究在翻阅大量历史资料和深入开展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运用唯物辩证史观及其方法论分析研究了一系列重大经济现象，理论分析与实证分析相结合，以实证分析为主；典型分析与综合分析相结合，以宏观的综合分析为主。既消化吸收了以前的有关研究成果，又不囿于已形成的一些观点、结论的束缚；既没有回避矛盾和问题，又对现实问题和主要观点给予理论上的解释；既克服了空泛的理论说教，又透过现象看本质，掌握了经济发展规律和趋势；既总结了经验教训，又找到了当前经济工作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三）主要内容
甘肃经济发展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过多次曲折和反复,既有不可避免的因素,又有自身工作上的失误。今后的路又该怎样走，挫折与艰辛也在所难免，既有可预见因素，也有不可预见因素，矛盾纷呈,错综复杂。虽然所有的细枝末节我们难以真实、全面地反映，这也不是本研究的重点，但我们有必要从以下四方面大致清晰、准确地分析甘肃经济发展的历史脉搏和未来走势，以便为今后经济发展战略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1.
突出反映问题及其思想根源
甘肃经济50年，在一系列战略思想指导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战略决策和实施上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有客观原因，也有主观原因，有资源条件、基础条件等硬环境因素，还有政策措施等软环境因素，当然客观因素往往是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由此而造成的经济运行中的某些波折也就难以避免，但可以通过主观努力争取主动，化解矛盾，趋利避害，扬长避短。因此，在肯定成绩、看到优势的同时，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着重揭示矛盾和问题，并进一步从思想意识形态深入剖析和审视存在问题的“主观失误”则更有意义。
2. 突出剖析甘肃自身的问题
甘肃50年经济发展所走过的不寻常的历程，既有和全国一样普遍的问题，也有自身表现突出的特殊问题，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传统计划经济体制的解体、中央集权的下放，甘肃人在不断探索中走出了一条具有地方特色的经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发展差距在这一时段也急剧扩大，其中自身必有许多经验教训值得总结。从普遍性中把握特殊性，从共性问题中剖析个性问题，正是本研究的主旨，以便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甘肃以往是怎样走过来的，今后又怎样走下去。
3. 突出反思改革开放20年
甘肃经济发展50年，从战略决策和战略实施的自主性上来划分，可大致划分为前30年和后20年，前30年是以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中央权力高度集中，全国上下一盘棋，地方的战略决策自主权十分有限，甘肃只是作为国家宏观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者，所以对这30年没有全面反思的必要，但有必要从实施环节上进行反思，因为在当时实施环节中暴露的有些问题，至今仍程度不同地存在，虽不带有普遍性，但由于思想文化积淀太深，有很大的体制惯性，这不能不引起警觉。改革开放的20年，地方有了战略决策的自主性，甘肃根据国家政策导向和本省实际，制定并组织实施了一系列具有甘肃特色的战略或战略措施，战略的选择是否正确，战略实施效果如何，原因何在，有必要重点进行全面反思。
4. 突出战略创新
经济发展战略是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既有一定阶段性、区域性，又有一定的系统性、层次性，一般要经过战略构想、可行性论证、体系完善和战略决策等形成过程。本课题是“十五”规划前期研究的重点专题，我们在综合分析甘肃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和国内外环境变化趋势的基础上提出了“调整创新，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甘肃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及优势整合、开发推动、开放带动、科教兴省四大实施方略，包括战略方针、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实施对策等方面的内容，形成比较完整的战略体系。
一、改革开放前30年国家宏观战略导向及对甘肃经济的影响
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经济的宏观战略导向是以“赶超”为目标、以计划经济为体制背景的资源开发战略，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是以内地为重点的工业化道路，这种以资源开发战略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始终贯穿一个开发、两个优先：大规模开发自然资源，优先发展原材料和装备工业等重工业，优先发展军事工业，这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曾经有过明显的成就，但也随之导致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作为国家宏观战略的实施者，甘肃既是最大的受益者，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受损者，一方面依靠国家内地为重点的区域发展政策很快建立起门类齐全的、比较完整的重工业体系，可以讲，甘肃如果没有这些年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就不会有今天这样重要的政治经济地位；另一方面，由于受计划体制和“左倾”思想影响较重，在战略实施中失误较多，造成经济畸形发展，虽带有一定普遍性，但也有甘肃自身的特殊性。
（一）战略实施取得的主要成就
甘肃历史上是一个贫穷落后的农业省份，正是在全国实行的资源开发战略中，迅速走上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工业化道路，建立与巩固了以国营经济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建国初期，全省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为91.2%（全国为90%），国民收入中农业比重为73.7%（全国为69.4%），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仅为6.27%（全国为12.6%）。到1978年，甘肃国民收入中工业比重提高到57.1%，工农业总产值增加到79.38亿元,增长了59倍,人均国民收入增加到292元,增长了3.4倍。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1.
突出水土资源和生物资源的规模开发，促进了农业生产
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相继建成刘家峡水电站、盐锅峡水电站、八盘峡水电站、三角城电灌工程、景泰川电力提灌工程、靖会电灌工程和皋兰西岔电力提灌工程等大型电力、水利工程，重点建设“陇东粮仓”，大规模开发河西内陆河流域和黄河沿岸荒地资源，为甘肃农业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并在短期内实现了粮食基本自给。
2.
围绕能矿资源开发，进行了大规模工业建设
甘肃在国家优先发展重工业、保证基本建设的战略思想指导下，集中主要财力、物力、人力，完成国家安排的重点工业项目，这不仅很快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衰落的经济，而且巩固了社会主义经济体系。三年恢复时期和“一五”时期，是甘肃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也是甘肃经济建设的“黄金时期”，“一五”期间国家重点建设的156项工程中，甘肃就有16项生产技术先进的工程。被誉为“中国石油工业长子”的兰州炼油厂、“中国石化工业摇篮”的兰州化工厂等都是在这个时期投资兴建的，“铜城”白银、“镍都”金川、“钢城”嘉峪关和新型工业城市兰州也都是围绕资源开发建成发展起来的，这8年甘肃发展速度之快、建设成就之大，是历史上没有过的。1958年以后，甘肃尽管经历了一些波折，特别是经历了“大跃进”的挫折和“文革”10年的浩劫，虽工农业生产受到一定影响，但作为国家重要的战略后方，甘肃仍是国家工业投资的重点，特别是“三线”时期，东部地区先后向甘肃搬迁了一批机械电子、轻工等骨干企业，从而使甘肃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经济发展速度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在全国的经济地位进一步提高，这近30年大规模的工业建设不仅填补了甘肃工业的空白，而且奠定了甘肃现代工业基础和以能源、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工业在全国的重要地位。
3.
确立了甘肃在西北的交通枢纽地位
先后建成宝兰、兰青、兰新、干武等铁路干线，新建了一大批干线公路，整修了民航设施，从而建立起以兰州为中心的干支线结合、城乡沟通、省内外相连的交通网络，有力支持了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
（二）战略实施的主要弊端
五六十年代，世界处于冷战状态,形成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国际政治经济体系意识形态化，我国作为政治上刚刚独立、经济上百废待兴、军事上面临威胁的新生社会主义国家和贫弱农业大国，合乎逻辑地选择了“苏联模式”，走上了重工业主导、军事工业优先的发展道路，以期尽快建成强大的重工业基础，改变旧中国贫穷落后的面貌，这无疑为加速我国工业化进程、巩固中华民族独立、树立民族自尊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种全国一盘棋的经济格局中，虽然我省没有自主提出独特的经济发展战略，战略决策失误无从谈起，但作为国家既定战略的实施者，在战略实施方面存在的某些失误是不容回避的；虽然全省整体经济实力、工业化水平和在全国的经济地位明显提高，但经济领域中也逐渐暴露出一些问题和矛盾，集中表现为以“大”为主、以“公”为主、以“重”为主的二元经济结构性矛盾：薄弱的地方经济和强大的全民所有制工业经济之间、传统的农牧业和现代化的重化工原材料工业之间、偏僻落后的农牧区和较发达的工业城市之间、名列前茅的科技实力和比较高的文盲率之间、落后的自然经济和集中的计划经济形态之间，形成了强烈的反差，经济增长缺乏活力，整体效益难以充分发挥，特别是加大了后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难度。据统计，全省工业产值中全民所有制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16%上升到1978年的90.9%,重工业产值占全部工业产值的比重由1949年的22.14%上升到1978年的80.0%；农民与城镇居民消费水平的差距由1952年的1∶3拉大到1978年1∶4.2。
具体地讲，在这30年的战略实施中，甘肃主要有以下几方面失误和不足：
1.
在资源配置上固守计划经济模式，严重束缚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由于实行的是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强调“一大二公”，否定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我们将商品生产、价值规律和市场调节等经济社会客观存在排除在社会主义经济的政策和实践之外，生产严格按照国家计划进行，资源供给由国家计划调拨，经济系统内缺乏优胜劣汰的竞争机制，生产经营中缺乏一个自主决策、自我发展、自我积累、自负盈亏的微观基础,从而在后来的发展中走进了僵化、教条的死胡同。
2.
在战略决策上反科学、反规律，政治决定一切，犯了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造成经济大起大落
在以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主的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和“一五”计划任务顺利完成后，经济领域中的“左倾”思想首先担头，以“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为主要标志，以高指标、浮夸风为主要特征，甘肃经济在“大上快上”、“15年赶英超美”等政治口号号召下，严重偏离了正常的运行轨迹。在工业化建设过程中特别是甘肃“三线”建设中，由于过急过快，缺乏综合平衡，缺乏对社会环境的协调，造成工业布局不合理、建设不配套、经济结构比例失调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甘肃经济的协调发展和地方财税的增加。“十年动乱”刚刚结束，希望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把动乱造成的损失夺回来的愿望又导致了“左”的指导思想再一次占据了中长期战略的主导地位，把本来已十分脆弱的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3.在战略重点上的极端片面性，造成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也正因为如此,经济结构经常出现大失衡后的大调整，大调整后的大失衡，严重影响着现代化进程
由于突出国防军工和重工业的发展，相对忽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使本来就非常落后的自然经济形态的农业和消费品十分不足的轻工业的发展受到限制，违背了经济发展规律，造成经济结构的扭曲，工业与农业之间、轻重工业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以及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极不协调，资源配置与结构状况存在重大缺陷，整个经济运行处于低效率状态。在农业与工业的关系上，通过非经济手段，压低农产品价格，提高工业品价格。在工业内部结构中，对基础原材料工业实行低价政策，而对工业制成品实行高价政策，限制了原材料工业的发展，鼓励了加工工业低效率膨胀。在生产与消费的关系上，片面强调“生产资料优先发展”，“先生产、后生活”，造成积累与消费之间比例严重失调。在“大跃进”时期，甘肃国民收入使用额积累率年均高达54.1%，消费率仅为45.9%,远低于正常70%左右的水平,从而导致后来疏散城市人口、全力抢救人命、无力搞建设的被动局面。
4.
在战略措施上的闭关自守，使经济发展失去了进取的目标
应该说，建国之初我国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方针的同时,也试图通过引进国外技术、设备、资金和人才，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但受美英帝国经济封锁、前苏联政局变化和国内偏面反对“崇洋媚外”的影响，后来的经济发展步入了闭关自守、固步自封的误区。对外闭关锁国，对内限制市场交易，割裂中央与地方、地区间以及行业间的关系，从而形成条块分割、彼此经济相对封闭的格局。由于各省没有对外贸易自主权，我省和其他地区一样，仅把对外贸易当成一种“调剂余缺”的手段，而与工业化战略的关系割裂开来，工业发展仅停留在满足国内市场或区内市场需要的目标上，不关注省区外经济技术发展动态，忽视自身技术进步和企业素质提高，最终只维持一种粗放性、低效益、高成本的生产，造成产业的相互重叠和资源的巨大浪费。1970年与1965相比，我省进出口贸易总额下降87.8%。
二、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经济发展战略取向及其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省指导经济工作的战略思想发生了重大转折，纠正了经济工作指导思想上长期存在的“左”的思想，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制定了一系列具有甘肃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全省人民在这一系列战略方针指引下,从最初推行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现在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走出了一条史无前例的改革开放之路，投资结构得到改善，经济发展步伐有所加快，提前一年完成了国民经济第一步战略目标，提前四年实现了翻两番的第二步战略目标，社会生产力、综合经济实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全省国内生产总值由1978年的64.73亿元增至1998年的869.75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平均每年增长8.8%,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由348元提高到3456元，年均增长12.2%。
（一）甘肃特色战略及其重要突破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从本省实际出发先后从不同角度提出了“敞开大门、开发致富”、“一岸两翼”、“双带整推”、“资源加工增值”、“抓两头、带中间”、“实施大经贸”等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或战略措施，与前30年相比，这些战略主要实现了以下四个方面的重要突破：
1.
打破了条块分割的经济格局，把发展地方工业、增强区域整体经济实力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
甘肃位于黄河上游，自然资源丰富，特别是水能资源和矿产资源比较丰富，具有发展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工业的比较优势，但改革开放以前，地方工业并未依托资源优势发展起来，这一方面是由于受“左倾”思想影响，甘肃地方工业一直未能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上马时往往不顾条件，一哄而上，造成低水平重复建设和资源破坏，整顿时又不能实事求是，区别对待，搞“一刀切”，致使一些经过改造之后尚有发展前途的“五小”企业被砍掉，造成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另一方面，甘肃作为全国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基地，尽管建立了一批大型骨干企业，但由于资源多年来偏重于外循环，导致甘肃宝贵的矿产品、原材料以低价源源流出，又以加工增殖后的高附加值产品从东部流入，造成甘肃资源优势的双重利益流失，影响了地方财政积累；而且由于受计划体制下的条块分割限制，甘肃中央工业企业对地方工业企业、城市经济对农村经济未能发挥应有的辐射带动作用。改革开放以后，为了打破条块分割的格局，避免资源开发的双重利益流失，增强全省经济整体实力，我省充分利用中央在甘骨干企业的基础，把发挥资源优势、发展地方工业、强化经济基础作为全省经济发展的战略突破口，曾组织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开展了大量调查研究，经过反复的科学论证，先后提出了“一岸两翼”（一岸是指黄河沿岸的兰州、白银、临夏，两翼是指西成铅锌基地和金川镍基地）、“资源加工增值”和“双带整推”等一系列战略，总的指导方针是：以能源工业为先导，以原材料工业为重点，大力发展地县工业，按照资源合理利用和尽可能多的加工增值的要求，开展深度加工，实行系列开发，把资源开发和加工利用结合起来；按照市场经济的内在要求和互惠互利的原则，重点在产品、技术、设备、人才和管理等方面，推动不同所有制、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跨行业、跨地区的联合与合作，以大带小，以强带弱，以重促轻，以工带农，以城带乡，重点突破，整体推进，实现全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随着这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的实施，甘肃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工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地方经济实力明显增强。1978年～1998年累计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1827.23亿元,年均增长19.6%,1998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达到331.01亿元,相当于1978年的34.6倍,其中基本建设投资增长16.6倍。
这期间，甘肃工业发展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一是地方工业增长速度快于中央工业，1985年～1990年，地方全民所有制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73%，中央全民所有制工业年均递增3.49%，二者在全民工业中所占比重由49∶51变为55∶45。二是轻工业增长速度快于重工业，“六五”和“七五”期间，轻工业年均增长12.45%，重工业年均增长8.12%，二者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由1980年23.2∶76.8，变为1990年的30.8∶69.2。三是集体所有制工业增长速度快于全民所有制工业，“六五”和“七五”期间，全民所有制工业平均每年增长7.11%，集体所有制工业平均每年增长19.54%，二者在工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1980年为91.6∶8.4，1990年变为75∶20.5(其它工业占4.5%)，1997年变为54.1∶25.2（其它工业占20.7%）。
2.
突出了农业和农村经济的战略地位，改善了“二元”经济结构
甘肃自然条件恶劣，农业基础薄弱，农村贫困面大，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问题一直是困扰甘肃经济发展的难题。传统的以资源开发战略为导向的工业化道路，由于以农业原始积累支持城市工业发展，工农产品的“剪刀差”使农业本身乃至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极大限制，工农业之间、农村与城市之间发展的差距较大，“二元”经济特征明显。改革开放以来，甘肃历届党委、政府把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摆在十分突出的地位，从完善经营机制入手，以强化基础条件、调整优化结构为重点，以粮食增产、农业增收为目标，全面繁荣农村经济，探索出一条切合甘肃实际的发展路子。
一是对发展农业的战略思想进行重大调整，“反弹琵琶”，念“草木经”，因地制宜调整农业结构。20世纪80年代初，在“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思想指导下，一改以往“以粮为纲”的做法，选择了“种草种树，发展畜牧，改造山河，治穷致富”的农业发展之路，农业结构得到适当调整，农林牧副渔各业得到全面发展。林业方面因地制宜、重点实施了“三北”防护林体系工程、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工程、河西防沙治沙工程及黄河中游防护林体系工程，大大改善了农业生态环境。
二是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农村经济的战略突破口。20世纪80年代中期，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为乡镇企业的大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我省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指导思想上树立了“无工不富”的思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突破官办企业的模式，实行乡办企业、村办企业、联产企业、合营企业和个体企业“五轮”驱动，突破单纯依靠国家扶持的依赖思想，广开资金来源，发动农民集资联办企业。在短短10多年的时间内，我省乡镇企业从无到有发展成为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之一，也成为农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997年，全省农村社会总产值中乡镇企业总产值占70%，农民人均纯收入中来自乡镇企业的收入占47.8%。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使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找到了可靠的就业门路，为合理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缩小城乡差别开辟了一条可靠途径，也使甘肃工农业结构、城乡结构得到一定改善，促进了全省经济的均衡发展。
三是坚持农村“三大块”的发展战略，抓两头，带中间，重点突破，整体推进。从1983年起，我省坚持“兴河西之利，济中部之贫”、“有水走水路,无水走旱路,水旱不通另找出路”的建设方针，重点建设河西商品粮基地和解决中部干旱地区的贫困问题，以“两西”建设为代表的区域综合开发，掀开了甘肃农业建设新的历史篇章。20世纪90年代，又在总结“两西”建设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抓两头，带中间”的农村三大块发展战略。经过“两西”建设、规模扶贫、以工代赈等各种形式的区域综合开发，河西、沿黄灌区、城市郊区的小康建设取得显著成效，中部、陇东、陇南的大部分贫困地区温饱问题得到基本解决。到1998年，已有410万农村人口达到小康，全省农村贫困面也已下降到9.2%。
四是实施“22274”工程，强化农业基础。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省的农业生产条件，90年代提出并实施了“22274”工程，即到2000年或稍后一段时间，水地面积发展到2000万亩，“三田”达到2000万亩，科技承包面积达到2000万亩，建成7个化肥厂和4个农药厂。在“22274”工程实施过程中，水利建设按照“大中小工程并举、新建与挖潜相结合”的发展思路，在黄河干流兴建了一批电力提灌工程，在缺水地区实施跨流域调水工程，在内陆河流域大力推广节水灌溉，在水土匹配错位的地域修建小型水利，在中部干旱山区广泛推行雨水集流灌溉工程，千方百计扩大有效灌溉面积，1998年全省有效灌溉面积达到1764万亩。“三田”建设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突出重点，典型引路的原则，结合中低产田改造和小流域综合治理，大搞农田基本建设，提前完成建设任务，1998年全省“三田”面积达到2227.6万亩。农业科技推广按照“积极稳妥，量力而行，分期安排，逐步推进”的原则和工程项目化、措施规范化的要求，在全省范围内完成了四轮多种形式的科技承包，加速了农业科技成果向农业生产力的转化，大幅度提高了农业科技含量，目前甘肃农业科技对农业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到40%以上。支农工业在搞好现有企业挖潜改造的同时，狠抓新上化肥、农药、农膜企业的达产达标，基本满足了农业发展需求。
3. 突破“单打一”和一味追求产值增长的经济发展模式，把结构优化、总量平衡作为基本的战略原则
改革开放前，我省在“以钢为纲”、“以粮为纲”等“左”倾思想的支配下，盲目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形成了极其单一、脆弱的经济结构。改革开放以后，调整优化经济结构被摆在全省经济工作的首位，并从产业结构调整入手，逐步向技术结构、产品结构、品种结构及区域布局结构方面延伸，实现了从适应性、政策性调整到战略性优化调整的转变，效益、效率等优化目标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六五”期间，我省贯彻党中央“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按农、轻、重的次序调整基本建设投资结构，集中力量加快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轻纺工业的发展，实行了轻工业“六优先”的方针，重点发展能发挥甘肃原料优势的毛纺、皮革、地毯、化纤、塑料制品等轻纺产品和市场需要的二轻产品；农业贯彻“决不放松粮食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的方针，加快了皮毛、糖料、酒料、烟叶、乳品、果品等工业原料基地建设的步伐；重工业、国防工业调整生产方向，为轻工业服务，发展物美价廉、适销对路的民用产品。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农业、轻工业的发展，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逐渐显现出来，国家开始把能源、原材料等基础产业作为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并出台了一些鼓励发展的政策，我省抓住这次机遇，研究提出了《关于90年代经济发展上新台阶的若干意见》，把农业、能源、交通、通信、石油化工和有色冶金作为20世纪90年代甘肃经济上台阶的战略重点。“八五”时期，又提出要努力走出一条低消耗、少投入、多产出、高效益的路子。“九五”时期进一步要求在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保持持续稳定地经济增长速度，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
经过改革开放20年经济结构调整，甘肃农、轻、重及其内部结构逐步趋于合理，长期以来粮食短缺的问题基本解决，多种经营和乡镇企业迅猛发展，工业生产不仅使日用消费品供应充足，而且能源、原材料的瓶颈制约得到明显缓解。据统计，改革开放20年，全省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7.25%，其中，轻工业年均增长9.58%,重工业年均增长6.6%；在轻工业中,以农产品为原料的年均增长9.13%,以非农产品为原料的年均增长10.8%；在重工业中,采掘工业年均增长8.0%,原材料工业年均增长4.99%,制造业年均增长5.99%,到1998年,轻重工业构成比调整到29.3∶70.7，原煤、原油、发电量、钢等基础工业品产量分别比1978年增长1.4、4.4、1.2和10.6倍。
由于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失调的调整需要较长时间，而在调整过程中，保持经济总量的平衡和稳定增长对经济安全更为重要。因此，我省在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把实现经济总量平衡、保持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作为近期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在“六五”计划和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规划中确定了九个方面的平衡关系，“七五”计划又进一步强调要坚持社会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基本平衡，保持财政、信贷、物资和外汇的基本平衡。“七五”末曾针对国民经济出现的投资与消费的“双膨胀”和短期内总需求严重超过总供给的情况，采取了以抑制过热的增长势头和实现总量平衡为主要目标的治理、整顿措施。“八五”末又针对产业间、地区间不平衡度的扩大及投资规模膨胀等因素导致的再度通货膨胀，采取了以控制投资规模、保持财政信贷平衡为主的治理措施。
4. 突破了“先生产，后生活”思想的束缚，把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战略目标
改革开放以来，在“解放思想”的精神鼓舞下，人们对过去奉为“经典”的“生产资料优先发展”、“重工业优先发展”、“先生产后生活”、“高积累低消费”、“高速度高指标”等战略原则进行了深刻反思，“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满足社会最终需求才是社会经济活动的根本目的”这样一个长期被“左”的思想搞糊涂了的最基本问题终于得到澄清，从而把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把本世纪末实现小康生活目标纳入新一轮长期战略发展规划，把提高最终产品率、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作为经济结构调整的战略方向。20世纪80年代初，首次制订的国民经济长期发展的战略规划《1981～2000年甘肃省经济社会发展战略规划》，在认真总结过去30年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从甘肃省情和经济发展要求出发，提出了两步走的战略部署，把改善人民生活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部署有机地结合起来，这一战略规定：前１０年打好基础，作好准备，保持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基本解决群众温饱；后１０年加快步伐，全面振兴甘肃经济，为开发大西北创造条件，工农业总产值（后修正为国民生产总值）翻两番，人民生活基本达到小康水平。“九五”计划省上又根据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及时提出了“三大块”分区发展目标，进一步把分步走战略部署与分区发展目标结合起来，即“九五”期间河西地区、沿黄灌区和大中城市等一些条件较好的地区率先奔小康；中部、陇东和陇南一部分地区在稳定解决温饱的基础上向小康迈进；高寒阴湿和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力争基本解决温饱；2010年全省总体上实现小康，并且大部分地区达到宽裕程度。
经过甘肃历届党委、政府的艰苦探索和全省广大干部群众的团结奋斗，我省已提前两年完成第一步翻番目标，提前四年实现了第二步翻番目标。可以说，改革开放20年是广大老百姓得到最大实惠的20年，在这20年，人民生活和消费品市场供给状况得到了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在目前统计的商品中已不存在供不应求的商品，消费者面对琳琅满目的商品，有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挑选余地，长期以来供不应求的卖方市场变成了现在供过于求的买方市场。1998年与1978年相比，全省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13.7倍,年均递增14.4%,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12.8倍,年均递增14.0%,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98年达到4009.61元,农业居民和非农业居民人均消费水平分别提高了7.6倍和7.0倍。
（二）发展差距及战略局限
改革开放以来，甘肃省委、省政府从本省实际出发作出的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对加快甘肃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也应该看到，由于战略思想上的某些局限、战略决策上的某些失误和战略实施环节上的某些漏洞，使发展战略对经济发展的指导作用受到限制。尽管纵向地比甘肃经济建设成绩令人鼓舞，但横向地比，无论是经济增长的速度，还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与全国有很大差距，不仅与东部沿海省（区）之间的差距在拉大，而且与具有同等条件的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也在拉大。改革开放之初,我省人均GDP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甚至高于福建、陕西、新疆等省区，与广东相近，到1998年,与广东、福建等省区的人均GDP相对差距明显扩大（详见表1），GDP总量占全国的比重由1978年的1.8%下降到1998年的1.1%，20年下降了0.7个百分点，人均GDP与全国的差距由1978年的7.2%扩大到1998年的46.3%。199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0%，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56%，主要人均经济指标位次急剧后移，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排在全国倒数第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列全国倒数第一，农民人均纯收入列全国倒数第四。我省与全国相比，目前至少存在10年的差距，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差距更大。据统计，20年来，东部地区GDP的年均增长速度近15%，西部地区GDP年均增长10%，甘肃仅增长8.79%。
总体上讲，目前甘肃经济主要存在以下五个方面的发展差距：一是经济总量偏小，整体竞争力不强。由于整体经济实力弱，造成城乡居民收入低下，地方财政困难，发展资金短缺，规模效应和积聚效应很难发挥。1999年甘肃GDP仅占全国平均水平的1.14%,人均GDP仅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二是结构性矛盾仍很突出，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比较差,1999年，甘肃的三次产业结构是20.5∶45.5∶34.1，第二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比全国水平低5个百分点，非公有制经济仅占经济总量的23.1%,工业初级化特征、农业自给性特征明显，所有制结构单一。三是城市化水平比较低，结构不合理，只有兰州一个特大城市，大城市尚属空白，中、小城市规模普遍偏小，1999年甘肃城市化水平仅24.07%,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四是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特别是水利、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已对经济发展形成“瓶颈”制约。五是资源、环境的压力加大，在目前甘肃的原材料工业中，除了以镍为代表的有色金属工业在全国尚占有一定优势外，其它重要的原材料工业处于资源开发与保护、企业生存与发展的两难境地。另外，还有市场发育不健全、对外开放程度低等方面的差距。
表1
甘肃及部分省区历年人均GDP与全国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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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
广东 |
福建 |
全国 |
| 人均GDP（现价） |
|
|
|
|
|
|
|
|
| 1978 |
294 |
348 |
431 |
354 |
313 |
367 |
273 |
375 |
| 1991 |
1292 |
1138 |
1592 |
1451 |
2047 |
2823 |
1803 |
1758 |
| 1997 |
3707 |
3137 |
4066 |
4025 |
5904 |
10428 |
9258 |
6078 |
| 1998 |
3937 |
3456 |
4377 |
4258 |
6435 |
11184 |
10121 |
6404 |
| 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 |
|
|
|
|
|
|
|
|
| 1978 |
78.4 |
92.8 |
114.9 |
94.4 |
83.5 |
97.9 |
72.8 |
100.0 |
| 1991 |
73.5 |
64.7 |
90.6 |
82.5 |
116.4 |
160.6 |
102.6 |
100.0 |
| 1977 |
61.0 |
51.6 |
66.9 |
66.2 |
97.1 |
171.5 |
152.3 |
100.0 |
| 1998 |
61.5 |
53.7 |
68.3 |
66.5 |
100.5 |
174.6 |
158.0 |
100.0 |
甘肃经济发展之所以产生差距和形成目前这种被动局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究其战略方面的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是由于存在以下几方面倾向：
1.
思想不够解放，战略不能很好地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
甘肃经济发展上的差距归根结底是思想观念上的差距，这也是最大的、最核心的差距，这主要表现在：
(1)还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思维方式，计划经济的烙印比较深。改革开放20多年来，尽管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逐渐被打破，对解放思想的重要性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但总是口头上讲的多，一遇到实际问题，传统的观念就往往占了上风，计划经济的一套自觉不自觉地就冒出来。表现比较突出的是，“等、靠、要”的思想比较严重，主观能动性发挥不够，没有项目单靠上边安排，没有资金单靠上边筹措，人才也主要依靠上边调配，在对发展差距的认识上,往往从客观上找理由,而很少从主观上找思想根源；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在改革创新上，迈不开步子，怕担风险，顾虑重重，在企业改革中，思想僵化，目光短浅，算小账不算大账，算死账不算活账，在新的发展机遇面前，敢为人先、勇于竞争的少，抱残守缺、安于现状的多，在困难和问题面前，等待观望、求稳怕乱的多，而缺乏另辟蹊径、走出困境的勇气和办法。
(2)小农经济意识严重，商品经济意识比较淡漠。由于传统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思想盘根错节，小生产习惯势力根深蒂固，故此制定的一些战略在指导思想上往往着力于生产而忽视供销，强调资源基础而忽视市场导向，重数量的扩张而轻质量和效益的提高。过分看重眼前的既得利益,地方保护主义比较严重,或则搞区域封闭，四处设防，“肥水不流外人田”，或则搞诸侯经济，远交近攻，八方出击。我省有久负盛名的酒文化和传统酿造工艺，地产白酒质量好、品味高，总体规模也不小，目前全省年产白酒3.27万吨，不过甘肃目前的白酒生产能力仅占省内市场消耗量的41%，应该说开拓市场的潜力仍很大。然而，正是由于缺乏联合，缺乏协作，生产能力分散，并没有形成整体竞争优势，相反却由于重复建设和无序竞争，造成资源浪费和大量资金沉淀，形成两败俱伤的被动局面,虽然品牌不少，但在省内白酒市场所占的份额并不高，更谈不上打开省外市场，不仅新品牌的市场难以打开，就连传统品牌的市场也守不住，出现“河西走廊变酒廊”、“一年喝倒一个牌”的甘肃特有现象。这种情况在我省其他行业内也同样存在，而且由于条块分割，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就更明显了，有不少好项目自己没有力量干，也不肯让别人来干。
(3)思想比较保守、僵化。根据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在改革与发展进程中，无论是省情还是体制环境、发展条件均处于动态变化之中，形势发展必然会带来一些新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只有及时适应这种变化，调整指导经济工作的方略，才能趋利避害，加快发展。但我们在实际工作中却往往忽视了这一点，对新机遇、新形势不敏感，对新任务、新问题没有深入思考研究，紧迫感不那么强，丢失了许多发展的机遇。
甘肃在解放以后是国家作为西部的重化工基地进行重点建设的，从“一五”开始先后新建、迁建了一大批重要的能源、原材料企业，构成了我省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基本框架，为甘肃乃至全国的经济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甘肃在旧体制下形成的资源开发模式具有粗放、初级、排斥市场机制的特征，已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提出的一些发展战略也仍固守传统的资源开发定式，甚至过高地估计资源优势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和在甘肃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而未从一个更新的方式和更广泛的内容中去思考经济发展的模式，特别是对资源保护与综合利用、加工增值重视不够，片面追求传统产业规模扩张，而忽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实际上，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国内其他省份能源原材料工业迅速崛起，国际市场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下调，大量两头在外的三资企业对我省资源依赖程度降低，我省资源型初级产品处于供求关系失衡的过剩状况，资源优势已受到明显抑制，原材料工业在全国所处的地位均呈逐年下降趋势，现已退居后位。1985年到1997年，在全国采掘工业总产值中，甘肃的份额则由2.89%下降到2.59%,原材料工业产值占全国的比重由3.13%下降到2.07%，甘肃工业总产值在全国的比重也由1.28%下降到0.84%。而与此同时,资源比较贫乏的沿海发达地区的资源加工工业都获得了高速发展，完成了升级换代。这一升一降的事实表明，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源优势并非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关键在于靠市场导向、靠科技投入来改善资源配置结构，提高资源转换效率和利用效益。
2.
实事求是不够，发展战略与省情不完全相符
甘肃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探索出一些指导经济工作的思路和具体方法，有的在一些地区还十分有效，但适应性并不广泛，尽管有些称其为“战略”，但实际上是战略措施，关键是没有处理好全局与局部、长期与近期、先与后等方面的关系。这主要因为：
(1)缺乏全局观念，习惯于孤立地看问题，与系统科学的理论和观点相悖。根据系统科学理论，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是有机联系的整体，尽管在不同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各有侧重，但在较长一段时期内形成的比较完整的战略体系，应该涵盖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然而我省在战略决策上顾此失彼的现象比较严重，头痛医痛，脚痛医脚，这也是造成经济上大起大落的主要原因。主要表现在：重视抓传统产业的规模扩张，但忽视了老工业企业的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抓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大，抓直接跟进大众消费变化、充满竞争风险的产业和产品发展则显得乏力等等
。
就甘肃农业和工业发展而言，由于我省自然条件差，农业基础比较薄弱，农村贫困面比较大，特别是粮食问题一直是长期以来困扰全省经济发展的最大难题，所以甘肃省历届党委、政府都把主要精力放在了农业和农村经济工作上，也形成了一套比较成熟的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思路。但对工业和城市经济发展问题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尽管出台了一些关于甘肃工业发展政策措施，但并没有上升到战略的高度，更没有形成系统的战略体系。在各级政府制定中长期发展战略规划中，始终没有摆脱国有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领先增长的思维模式，也没有摆脱供给约束下的资源导向模式，过于看重经济总量的扩张，忽视产业和产品结构的优化，不但排斥非国有经济，而且把与现代市场经济相联系的新型所有制经济视为异端，使经济增长长期依赖于靠政府投入支撑的国有经济，而这种单一的国有制要承担很高的体制成本，制约经济增长质量和效益的进一步提高。由于缺乏系统的、具有甘肃特色的工业发展思路，甘肃工业发展一直沿袭传统工业的老路，仍以开采和初级加工为主，国有企业特别是国有大中型企业占绝对份额，并支配着甘肃的财政收入，经济发展缺乏动力和活力。
就甘肃整个经济结构调整而言，在经济结构调整之初，能源、交通等基础产业的“瓶颈”制约已经显现，但由于重视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而忽视了能源、原材料加工等基础产业的相应发展，从而加大了后来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的难度。我省在经济结构调整过程中，尽管轻工业增长快于重工业增长，非国有企业增长快于国有企业增长，但与全国相比，调整的力度和步子仍显小，从全国来看，轻工业产值从1981年开始就超过了重工业产值，而我省1998年轻工业与重工业的比例还在29.3:70.7，国有工业与非国有工业的产值比例为
58.0:42.0（1997年全国为25.5:74.5）。
(2)惯用静止的观点看问题，战略缺乏超前性。根据辩证唯物史观，要把握经济发展的方向，不仅要在科学预测未来经济发展趋势的基础上确定超前性的经济发展战略，而且要在既定战略的实施过程中，及时根据经济形势的新变化调整原有的战略布局。20世纪80年代后期，由于我们对新形势下的新特点和国民经济面临的许多新挑战缺乏深刻的认识，对经济发展的趋势缺乏科学地估计，在这种情况下提出的一些经济发展战略自然与后来的实际情况发生偏差，从而影响了总体战略的实施效果。20世纪90年代初，我省提出的“双带整推“战略，是着眼于弱化或消除我省比较突出的二元经济结构，以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优势，因此打破了以往工业与农业、城市与农村各自封闭运行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该项战略由于对城市改革和国营大中型企业改革过程中可能遇到的困难和问题估计不足，致使后来在其实施过程中，许多内在缺陷集中暴露了出来，加之没有及时地提出相应的调整措施，所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不但未能达到以强带弱，优势互补的目的，而且平均主义的思想占上风，人为地搞“拉郎配”，使许多发展前景好的地区或企业未能得到应有的发展。在“九五”期间，国家调整了资源加工业布局，允许中西部地区根据市场要求发展资源深加工，但甘肃对之反应仍较为迟缓，未能及时对经济发展战略作相应调整，更没有认识到科技进步在未来经济发展中的主导地位，致使传统优势产业未能得到及时改造，也就没有从根本上遏制差距进一步拉大的势头。
(3)缺乏甘肃特色，盲从心理比较重。由于深入实际、调查研究不足，在战略决策上不是根据自己的省情、区情、乡情确定自己的发展路子，而是不加改变地完全套用上级政府或别人的路子，在学习发达地区的先进经验上，本本主义、教条主义在一些干部思想上程度不同地存在，照抄照搬、追风逐潮有余，但与当地实际结合的灵活性不够；对已出台的政策，发达地区往往找“搞活”的一面，我们却机械套用，没有用好用足用活，甚至找“限死”的一面，从而丧失了一些有利的发展机遇；在总结推广各地经验上，往往只注意现象，不分析本质，因而缺乏代表性，提出的发展思路和确定的战略或针对性不强，或没有突出甘肃特色，缺乏可操作性。
3.
政策措施不配套，组织实施不到位
客观的讲，甘肃并非一切思想都落后，事实上甘肃曾率先提出过一些对西北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广泛指导意义的战略方针，也创造了许多开拓性的经验，一些政策含金量大，在当时来讲已非常优惠，甚至在某些方面曾一度走在全国前边，成为其他地区效仿的榜样，但甘肃的改革创新往往是“省内发芽省外长”，或“醒得早，起得迟，走得慢，刹车快”，这种“甘肃出经验，外地见效果”独特现象，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政策措施不配套，组织实施不到位。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宣传力度不够。战略思想、规划思路形成的过程实质上集思广益、统一思想、提高认识、协调利益和矛盾的过程，换句话说，只有加强战略和规划的宣传，使全社会达成共识，才能使制定的战略和提出的规划化为广大干部群众的内在意志和自觉行动。但在以往的战略实施中，由于宣传力度不够，对战略规划的全面理解仅限于编规划的“秀才”和做决策的部分领导，而大部分干部群众的认识一直比较模糊，各地、各部门由于对战略规划的认识和理解程度不同，工作的力度、进度和采取的政策措施也就不尽相同，有相当一部分同志由于平时不注重知识的积累，而对省上确定的战略心中无数，缺乏搞好甘肃经济的信心和决心，不敢放手去抓，生怕政策上出偏差，往往是根据领导的意图办事，而不是根据文件的精神办事。正是因为如此，甘肃尚未形成全民动员开发甘肃、发展经济的氛围。
我省很早就在国民经济“翻两番”的战略规划中把乡镇企业的发展作为农村经济发展的战略突破口，但由于宣传力度不够，从上到下干部群众的思想认识不统一，这一战略并没有引起各级政府普遍的重视，更没有变成广大干部群众的自觉行动。而东部沿海地区正是在这个时候，利用国家鼓励发展乡镇企业的优惠政策，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了由“船小好掉头”到“船大抗风浪”的战略性转变。
(2)热衷于务虚，许多政策措施上的短期行为暴露无遗。经济发展战略是政府指导经济长远发展的总方针，战略的长远性要求历届政府制定的政策措施必须具有连续性，只有这样，才能顺利实现确定的战略目标。但在我省一些地方或部门制定政策时，不研究历史，也不分析现实，程度不同地存在人换令改、朝令夕改的情况，“新官上任三把火”，一届班子换一套思路，一任领导出台一项政策，缺乏政策的连续性。善于标新立异，习惯于作表面文章，以会议落实会议精神、以文件落实文件精神的情况比较普遍，缺乏脚踏实地、真抓实干的精神，一些人的思想观念仍停留在空喊口号、搞“一阵风”的旧作风上，而对战略措施的具体落实漠不关心。在政策措施上的短期行为使长期发展战略没有得到顺利实施。
(3)组织协调不力。某个战略思想的提出，某项政策措施的出台，往往涉及到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利益的调整，为了整个经济的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局部利益必须服从全局利益，短期利益必须与长远利益统一起来。然而如果组织协调不力，就难以形成合力，甚至会分散精力、阻扰政策落实，也就必然影响发展战略的整体实施效果。
关于加快黄河上游地区经济开发的建议，在20世纪80年代末就首先由甘肃提出来了，而且得到了青海、宁夏、内蒙等黄河上游其它省份的普遍赞同，总的指导思想是充分发挥黄河上游能源、矿产资源优势，促进石油化工、有色冶金、建材工业、机械制造和电子工业的发展，以能源开发带动矿产资源开发，以重工业带轻工业，以原料工业带加工工业，以工业带农业，以资源开发带动全省经济开发，这符合当时国家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政策扶持的范围，省上在广泛征求各方面意见的基础上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意见，还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但这些年黄河上游经济开发成效甚微，没有对全省经济开发发挥带动作用，这当然与我省建设资金短缺有密切关系，但与部门之间推诿扯皮、许多政策措施未落实而坐失良机也有很大关系。
资源加工增值战略尽管先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90年代初分别提出过，但在实施过程中，在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驱动下，在“国家、集体、个人一齐上”的“有水快流”思想、“大矿大开，小矿小开”的“兴地富民”思想的支配下，在资源开发上过于急功近利，违背规律地对资源进行掠夺式的破坏性开采，而资源加工业并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
(4)战略重点不突出。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不同地区的比较优势存在差异，经济增长必然是非均衡的；另一方面，由于各地、各行业边际收益存在差异，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必然从生产率较低的地区、行业或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行业或部门转移。因此，区域经济发展无怪乎有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区域差异梯度势能的自然作用下，依梯度转移，实现区域的自然发展；一种是在政策合力的导向和作用下，使生产要素按市场经济规律定向转移，实现小区域的跳跃发展。实事求是地讲，改革开放20年来我省提出的有些战略，如“抓两头、带中间”战略、“一岸两翼”战略等，从战略本身而言，重点是很清楚的，在战略实施起初，在政策的导向作用下，资金、技术、人才等生产要素都向战略重点转移，但往往在战略实施初见成效后，由于对重点地区和一般地区应有的发展差别缺乏科学认识，而为了平衡各方面利益，把本应搞大搞强的项目人为地分成若干个小项目，造成大量重复建设，本应集中精力办大事，把有限的财力用在刀刃上，却撒了糊椒面，造成投资规模效益下降，从而最终使战略实施半途而废。
4.
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紧迫感不强,对改善经济发展软环境重视不够
社会主义制度是开放的制度，开放搞活是事关社会主义国家生存和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我省在改革开放初针对旧体制存在的权力过于集中、管得过多、统得过死、闭关自守等弊端，就提出了“敞开大门，开发致富、对内搞活、对外开放”的战略思想，从而较早的迈开了以市场取向改革为目标，以农村改革为先导，以搞活企业为中心的改革、开放、搞活的步伐。全省的改革从农村到城市、由单项转到综合，逐步深入，全面展开。1979年底，宕昌、渭源、陇西、会宁、临夏等偏僻山区的一些贫困生产队最早实行了以包产到户为主体的生产责任制，到1984年，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基本统一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省广大农村爆发了土改后的又一次农业生产高潮。随着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在城市，进行了以搞活企业为中心，以提高效益为目标的一系列改革，从生产经营计划、产品销售、产品价格、收入分配等十多个方面扩大了企业经营自主权。同时，生产流通领域改革围绕取消统购统销、放开经营、取消完全由国家定价、市场体系建设逐步展开，打破了过去国营商业一统天下独家经营的格局，逐步建立了“三多一少“（即多种经济成分、多种流通渠道、多种经营形式和少环节）的流通体制。后来又在“东进西出”、“实施大经贸”战略指导下，逐步放开了市场调节范围，开放城乡集市贸易，社会经济系统开始发生由封闭型向开放型的转变，商品价值规律、市场作用开始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日益增大的作用，多层次对外开放和对内搞活的格局逐步形成。尽管如此，我省在开放搞活方面，与东南沿海地区相比还是有很大差距，这当然有某些客观因素，但与我们主观上开放意识不强、市场经济观念淡漠、开放搞活的主动性不够也有很大关系，关键是没有营造出比较宽松的政策环境，没有形成与引进技术、人才、资金以及发展多元经济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这从我省利用外资和对外贸易的实际情况就可见一斑，不仅总体规模小，而且出口创汇率低，截止1997年,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额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全国为15%，甘肃仅4%；外商直接投资企业出口额占出口总额的比重，全国平均为41%，甘肃仅10.2%;涉外税收占总税收的比例,全国平均为13.2%,甘肃只有3.6%；在全省1356家外资企业中,投资额在3000万美元以上的仅6家,有92.8%的外商投资企业的投资额在5万美元至500万美元之间,平均单项外资额全国为107万美元,沿海地区为177万美元,甘肃仅69万美元。
三、世纪之交甘肃经济发展面临的战略选择
世纪之交的甘肃省情和经济发展环境已经或正在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经济领域中出现的新的困难和问题使甘肃面临新的考验,甘肃经济发展面临历史性的战略选择。审时度势，研究确定切合甘肃实际、具有甘肃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对实现甘肃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至关重要。
（一）总体战略
改革开放20年的甘肃经济，虽然纵向地比发展很快，但横向地比，与全国的差距在不断拉大，所以对甘肃来讲，当务之急是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否则就会拖全国经济的后腿，这是正常的逻辑思维自然作出的判定，也是全省人民的普遍愿望。然而，究竟在什么样的战略思想指导下，才能加快发展、缩小差距呢，显然，必须要有追赶的意识和勇往直前的精神。改革开放中，甘肃正是由于缺乏追赶意识，尽管已有引以为荣的工业基础，具有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但仍是拉大了发展的差距，走在了兄弟省份的后面。换句话说，甘肃如果再没有追赶的意识，尽管国家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为我们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历史机遇，但我们却有可能抓不住机遇或利用不好。若果真如此，那么也许再用不了多久，甘肃不仅与东部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且很可能被甩在西部省区的后面，差距也会不断拉大。
然而，甘肃实施追赶战略是否可行，尚需进一步商榷。改革开放前，我国曾因实施追赶战略，犯了盲目冒进、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走了不少弯路。改革开放初，全国各地也曾不同程度地受传统追赶战略的误导，盲目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大规模引进国外设备，造成大规模重复建设和大量资金外流和设备闲置。甘肃是经济欠发达省份，进一步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较多，不正视自身发展条件，一味强调追赶或赶超东部省区是不科学的，在目前至少是不现实的，但通过创新，实现某些领域特别是优势行业的经济跨越，实现差距先控制后缩小的目标是完全可行的。加快发展、缩小差距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增长速度和整体经济实力上差距的缩小，而并不意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的盲从。恰恰相反，在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只有“人无我有，人有我早，人早我好，人好我转”，不断开拓创新，实施跨越战略，才能永立不败之地，保持经济可持续快速增长。
实施跨越战略，就必须跳出周边地区产业结构、产品结构的类同，进行产业创新；必须掌握核心技术、关键技术，抢占行业发展的战略制高点，扬长避短，发挥比较优势。实施跨越战略，就不能齐头并进，必须选择重点领域进行突破，集中精力打歼灭战，而没有重点，就没有中心，也就难以突破和跨越，经济发展的分步走战略部署和分期战略目标也就最终难以实现。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进程加快，资金、技术、物资、劳力、信息等生产要素将冲破国界，快速流动，知识或智力资源的占有、配置、生产和运用将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依托，这为我们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发挥后发优势，实现经济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机遇,在政策合力的导向和作用下,促使生产要素定向转移，将孕育着新的重大突破。
根据区域经济学的理论，不同地区资源禀赋存在差异，在区域差异梯度势能的自然作用下，经济增长必然是非均衡的，也就必然进一步导致地区经济发展的差距，所以，经济非均衡增长是趋势，是客观规律。当然，经济非均衡增长对经济不发达地区来说是一条发展捷径，在一定时期内对全局发展是有利的。从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经济增长是资本积累、劳动力增加和技术变化长期作用的结果，由于各地、各行业边际收益存在差异，劳动和资本等生产要素必然从生产率较低的地区、行业或部门向生产率较高的地区、行业或部门转移，以加速经济增长。甘肃是经济欠发达省区，选择边际效益较好的重点地区和行业进行突破，通过资源再分配调整经济结构，可解决关键环节存在的突出问题，推动经济快速增长。
展望新世纪，国际国内政治经济环境将发生广泛而深刻的变化，新形势、新变化既使我们面临更多的挑战，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我省经济和社会发展将进入一个新的重要历史阶段。新世纪甘肃经济发展总体战略取向应该是“调整创新，重点突破，跨越发展”。具体地讲，就是围绕富民强省的总目标,强抓机遇，扩大开放，争创优势，加快发展。以西部大开发为契机，推进技术创新和体制创新，以调整促发展，以开放促开发，发挥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壮大城市经济。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农业产业化，以工业化、产业化推进城镇化，努力提高经济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重点领域的跨越式发展，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使全省经济总量和人均消费水平与全国平均水平的差距先控制后缩小。
（二）战略目标
新中国成立以来５０年，我省在不同历史时期实施了一系列经济发展战略，
无论是前３０年贯彻落实国家制定的工业化战略，还是改革开放２０年省委、省政府自主制定实施的甘肃特色战略，都不同程度地对甘肃经济发展产生过重大影响，有成功，也有失误，有经验，也有教训，归结为一条就是必须始终坚持最基本的战略原则。新世纪甘肃经济发展战略的总原则是：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继承和坚持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既定战略，着力解决当前面临的突出问题，更要着眼长远，顺应经济发展趋势，进行战略创新，努力争创新优势，从而把符合条件的循序渐进式发展和可以争取的跳跃式发展结合起来，保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把握国家宏观政策导向，把国家政策用足用活用好，更要从甘肃实际出发，突出战略重点，集中精力打歼灭战，各个击破，稳步推进。
根据甘肃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和总体趋势,甘肃经济跨越发展战略的总体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增长均高于全国平均增长速度，人口自然增长率严格控制在全国平均增长率以下，力争把甘肃建成全国重要的有色冶金新材料基地、综合性高新石化基地、中药材现代化加工基地、林牧业基地，努力建设旅游大省，简称“三高一低、四基地一省”目标。
近期(2001年～2010年)战略目标是：综合经济实力明显增强，城市化水平有较大提高，达到35%以上，高新技术产业份额增加，占GDP的比重达到30%以上，有3％～5%的产品成为国家名牌产品，社会劳动生产率和城乡居民收入大大提高，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5%以内,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长5%。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趋势得到基本扼制,大中城市供水、垃圾处理设施基本建成，工业“三废”得到有效治理,水土流失和沙漠化有所减缓。国有企业、投融资体制和要素市场改革取得实质性进展，所有制结构更加合理，宏观调控体系比较健全。
远期(2011年～2020年)战略目标是：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经济总量位居西部前列，人均GDP接近全国平均水平，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明显改善，经济结构进一步优化，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国民经济初步实现信息化，有6%左右的产品成为国家级名牌产品，在各类产品中基本上有一种产品成为国际名牌产品。城乡经济初步实现一体化，城市化水平提高到45%左右，全省基本实现小康，有40%的县达到宽裕型小康。
（三）战略重点区域
没有重点，就没有中心，经济发展战略就难以突破。战略重点把握好了，难点找准了，就能够更好地开创新局面，就能够稳操胜券地解决重点和难点，实现突破和跨越。
战略重点区域是根据我省总体发展需要而选定的事关全局的、给予相应政策倾斜的地域，受政策导向的影响，资金、资源、人才、技术等各种要素将迅速集中投向这些地区，从而加快了这些地区的开发建设进程。根据区域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战略重点区域包括两种类型：一是事关当前经济发展全局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发展将直接为增强全省经济综合实力做出重大贡献，并能辐射带动较大区域经济的共同发展；二是事关长远经济发展的区域，这些区域的加快发展，将对全省经济长远发展发挥重大影响。战略重点区域是有层次的，从对全局发展的重要程度上讲，我省经济发展的战略重点区域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兰（州）—白（银）经济区；
第二层次：河西经济区、天水经济区；
第三层次：西（和县）—成（县）经济区、陇东经济区；
以上三个层次共五个重点区域，每个重点区域又有各自的核心经济区，核心经济区为所在大区的经济增长极，它们之间以高等级公路或铁路相连而并驾齐驱，对所在大区的经济全面启动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河西经济区的敦煌旅游经济特区、嘉（峪关市）—酒（泉市）—玉（门市）核心区、张（掖市）—临（泽县）—高（台县）核心区、金（昌市）—武（威市）核心区，陇东经济区的平（凉）—华（亭）核心区，等等。要突出中心城市的辐射作用，突出交通沿线的带动作用，鼓励和引导条件好的地区优先发展起来，以线串点，以点带面，点线面结合，建设西陇海—兰新经济带（甘肃段），辐射带动全省经济发展。
第一层次的兰白经济特区具有雄厚的资产存量优势、比较好的区位优势、比较便利的交通条件和技术、人才、信息密集优势，要以高新技术和重大技术装备为突破口，改造提升传统支柱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加快信息化、城镇化进程，使其成为带动全省经济发展的具有较强吸引力、辐射力的经贸中心。
第二层次两个经济区的地位仅次于第一层次，要发挥区域比较优势，发展特色经济，使之尽快发展壮大起来。其中河西经济区是我省目前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自然资源丰富，人口密度小，科技力量强，产业起点高，城市分布集中，要继续贯彻落实“再造河西”战略的各项措施，以农业产业化、新材料和旅游业为突破口，用六年左右的时间建成高科技型、外向型、加工主导型的经济长廊，并使其整体经济实力在现有的基础上再翻一番。
第三层次的两个经济区，正处于形成大经济区的中期阶段，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快发展，主要是改善交通、通讯等基础条件和生态环境，扩大对外开放，提高煤炭、石油、铅锌、黄金等矿藏资源加工深度，发展农村特色产业，增加经济总量，使其尽快成为甘肃经济新的增长极。
四、甘肃经济发展战略实施的途径及对策
总结以往甘肃经济发展的经验教训，要加快发展、缩小差距、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既要根据本省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确定切实可行的经济发展战略，更重要的、也是最关键的是找准战略实施的途径，把握战略实施的切入点，落实各项配套的对策措施。
（一）经济发展方略
指导经济发展的战略应该是比较完整而严密的思想体系，既有带有方向性的、总揽全局的总体战略，还必须有支撑总战略的具体方略，相对总战略而言，具体方略则是带有根本性的，是总战略的分战略，不同的方略选择了不同的切入点，而且是贯穿总战略实施始终的，是相互关联、有机统一的整体，正确处理好战略全局与局部的矛盾、先与后的矛盾，以至环环相扣，步步为营，就能够全方位实施好总体战略。具体地说，要使甘肃“调整创新，重点突破，跨越发展”的总战略落到实处，最终实现新世纪经济腾飞的目标，必须着力实施以下四大方略。
1. 优势整合战略
改革开放前30年，我省立足本省比较优势，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建立了门类比较齐全的产业体系，成为国家重要的能源、原材料基地，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经济高速发展对需求强劲拉动而形成的巨大的买方市场，又进一步加强了我省原材料和能源基地的地位。然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国内外环境的变化向我省传统的比较优势提出了挑战，那么新形势下甘肃的比较优势何在，目前有不同争论，有的认为我们的资源优势依然存在，也有的认为我们的传统资源优势地位已不复存在，显然，这两种观点都带有一定的片面性。根据比较优势理论，优势与劣势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优势可以转化为劣势，劣势也可转化为优势，潜在优势可转化为现实优势，现实优势也可转化为潜在优势，有些单方面的优势虽然不一定明显，但在一定条件下整合后就会形成明显的竞争优势。根据市场经济理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开放经济、合作经济，市场与竞争、开放与合作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合作竞争、优势整合、捆绑发展是未来经济发展的一大趋势。
本研究提出的优势整合战略就是根据优势动态变化规律和市场需求变化趋势，在整合各种类型优势广度和深度的同时，把分散的、单独发挥作用的比较优势、潜在的与现实的优势、区内的与区外的要素，在一定形式下结合起来，形成更具竞争力和长远性的新的整合优势。我们认为，甘肃目前至少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比较优势，尽管某些优势目前有所淡化或存在某些方面的制约，但这些制约并不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也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努力是可以克服的，用比较优势理论的观点来阐述，就是优大于劣，静态的制约包含动态的有利因素，关键是寻找发挥传统优势、争创新优势的切入点。
(1)自然资源比较丰富，具有独特的区域经济发展优势。一是农业资源比较丰富，为发展立体农业、特色农业和绿色产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和广阔空间。我省分属长江、黄河、内陆河三大流域，地跨亚热带、暖温带、中温带三个气候带，土地面积广阔，气候类型多样，物种丰富。人均土地面积27.7亩，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一倍多，居全国第七位；人均耕地2.13亩,比全国水平1.55亩多0.58亩,居全国第六位。草原面积2.49亿亩(包括宜牧草山、草坡和荒漠、干旱草原)，占土地总面积的31.71%，是全国五大牧区之一。尚有近2800万亩宜农荒地可供开发利用，其中可开发为耕地的就有650多万亩。甘肃也是全国药材主产区之一，现有药材品种9500多种，居全国第二位，其中野生药材1270多种，居全国第一位，目前生产的重要药材有450种，已形成比较大的基地规模，如当归、大黄、党参、甘草、红芪、黄芪、红花、贝母、天麻、杜仲、灵芝、冬虫夏草等，特别是“岷归”、“纹党”产量大、质量好，是闻名中外的出口药材。甘肃热量资源也比较丰富，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太阳辐射高于同纬度的东部地区，有利于发展高产优质高效农业。但也存在很多不利因素，干旱少雨，靠天吃饭的特征明显；土地质量比较差，耕地中低产田比重过大，约占80%左右,草地退化比较严重，荒漠草场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34.98%;水资源缺乏,水土匹配错位,资源综合利用率比较低，长江流域水多地少,内陆河流域地多水少,黄河流域水低地高。这些都有赖于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生态条件的改善，这也正是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重点。
二是丰富的能矿资源为甘肃大开发提供了坚实的物质保障。据统计，全省目前已发现175种有用矿产资源，其中在已探明储量并编入《甘肃省矿产储量表》的84种矿产中，有29种保有储量居全国前5位，52种保有储量居全国前10位，居全国第一位的矿种有6种，矿产潜在经济价值达8000亿元以上。现有各种矿产地近420处，其中大型矿床32个，中型矿床103个，小型矿床285个。在能源资源方面，主要优势在水力资源和相对丰富的煤炭资源,加之丰富的风能、太阳能和石油天然气资源及核能资源，为甘肃改善能源结构和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巨大的能源保障。全省水能资源总蕴藏量达1724.2万千瓦，可装机总容量1309万千瓦，目前的平均开发利用率仅为21.9%。煤炭保有储量86.37亿吨,居全国第十五位,并伴有一定数量的油页岩；石油累计探明可开采储量8061.5万吨,目前剩余可开采储量3277.4万吨。但目前我省资源开发结构仍较为单一，初级化特征明显，资源综合利用不高，市场风险较大，一旦资源的市场需求发生变化，则带来职工下岗、就业困难、税收萎缩、无替代产业技术等严重的社会经济问题，而且过度的资源开发会导致生态环境破坏。我省稀有矿产资源储量名列全国前列，但其开发利用领域狭窄，像镍、钴、钯、铂、硒、稀土等稀有贵金属其产品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最终商品，是作为合金金属中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元素而存在，它的进一步开发利用要依赖于其它冶金行业的支持和发展，需要高科技发展的支撑。
三是旅游资源丰富，具有建设旅游大省的独特条件。甘肃历史悠久，具有风格独特的自然景观、多样的民族风情和丰富的文化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之一的敦煌莫高窟以及天水麦积山石窟及嘉峪关城楼等历史文化古迹，大漠风光、草原冰川等独特自然景观，道教圣地崆峒山、喇嘛教格鲁派著名寺庙夏河拉卜楞寺等宗教圣地和民族风情，为甘肃旅游业的发展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但由于旅游资源分散、基础设施落后、服务网络不配套、旅游产品种类单一等原因，甘肃旅游业作为一大产业尚未真正起步。
(2)具有雄厚的工业基础和较强的科技实力。甘肃经过50年的建设，已初步建立了比较雄厚的工业基础，形成了以石油化工、国防军工、有色冶金、机械电子、轻纺食品、建筑建材为骨干的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曾几何时，玉门油田、兰炼、兰化、兰石、金川公司、白银公司、酒钢公司等一批大型企业还在全国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年轻的共和国引以为荣的“天之骄子”。同时，作为国家工业建设的重点地区，甘肃拥有一批实力雄厚、水平较高的科研机构和科研队伍，形成了较完备的科学技术体系，尤其在生物工程和新医药、新材料、机电一体化、电子信息、环境保护、荒漠化防治等领域有一定的技术优势。1998年，全省拥有各类科技人员37.7万人，其中科学家和工程师13.1万人,平均每万人拥有专业技术人员150人，高于全国74.7人的平均水平，也高于广东、山东等有些东部发达省份；平均每万人有大专以上学历人数165人，居全国第十八位。总体来说,甘肃具有较强的科技实力和明显的人才优势,是我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主要依托。
(3)在西北的区位优势明显，对西部大开发具有较强的示范带动作用。甘肃是我国东中部地区和西北地区的结合部，是西北地区唯一具有承东启西、南拓北展区位优势的省区。甘肃又是多民族聚集的省份，是内地联结西部少数民族地区的纽带。虽远离海岸线，交通运输线较长，对扩大对外开放造成一定影响,但随着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和产品技术含量的提高，产品运输在产品总成本中所占的比例将逐步下降；网络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发展，也将缩短我省与世界各国的时空距离，淡化了我省相对于东部的区位劣势。相反，我省处于开放东欧、中亚市场的前沿阵地，古丝绸之路和新欧亚大陆桥贯穿全境，在西北各省中除陕西外，无论是经济发展水平、科技实力和社会发育程度等都属领先地位，尤其是兰州市，地处西北“座中四联”的位置，作为西部地区重要的商贸中心城市，是距东欧、中亚市场最近而最大的城市，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必将成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领头羊”，对欧亚大陆开放的又一新的桥头堡。相对优越的经济社会发展条件和地理位置，必将使甘肃成为西北地区重要的交通枢纽和经济、文化和科技中心，成为国家大规模开发西部的示范区。但由于目前周边省区收入水平较低，市场容量小，产业结构类同，经济互补性较差，甘肃自身经济实力较弱，对外扩张、渗透能力仍较低，甘肃在西北地区的经济发展中的龙头带动作用还没有充分发挥，承东启西的“二传手”作用也未得以很好发挥。
(4)人力资源丰富，开发潜力较大。我省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且年龄结构轻，价格低廉，在劳务出口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具有很强的竞争力。１９９８年全省现实劳动力达
１７３６.６万人，占总人口的６９％，高出全国近两个百分点。其中，16岁～44岁的青壮年劳动力占到近七成，１９９８年我省城镇劳动力价格为４０８２元，农村劳动力价格为２２３５元，分别比全国同期的６８３６元和３３８２元水平低２７５６元和１１４７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60%和66%，但劳动力素质有待进一步提高。
按照优势整合战略的思路，我们不仅要充分发挥以上单方面的比较优势，培育优势产业，塑造优势企业，开发优势产品，发展特色经济，更重要的是要拓宽资源开发的深度和广度，发挥各方面优势的互补、互促作用；不仅要发挥本省的比较优势，而且通过各种形式的联合有效地利用外省资源。通过制度创新和组织创新，把不同区域、不同企业、不同行业及其某些组成部门捆绑起来，共同参与市场竞争，通过市场运作，促进工农、城乡、地企、各种所有制互联、互动，实现有机的、稳定的合作开发，形成各展所长、利益共享、风险共担、发展共进的良性循环，推动经济总量快速扩张和效益显著提高。
一是促进先导产业和重点企业的联动。要打破行业隶属和所有制的限制，根据三次产业关联性和产业一体化的要求，合理配置资源和生产要素，以利益为纽带，以战略先导产业及其骨干企业为重点，通过建立各种合作经济形式，把相关产业或产业内相关环节的禀赋优势有机地整合起来，把产、学、研、资等各方面的优势结合起来，把一些在设备工艺、知识结构方面存在某种相似的企业，组成跨行业、跨部门的整合体，使资源优势、科技优势、人才优势形成产业优势、经济强势。
二是促进城乡经济的一体化。城乡二元结构是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不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协调发展。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省有针对性地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弱化了二元经济结构，但与全国相比还有很大差距，不仅城市化水平较低，而且城乡经济联系不紧密，二元经济的特征仍很明显，以城带乡、以工带农、优势互补的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特别是由于农民收入水平比较低，巨大的农村市场难以拉动城市经济的发展。据统计，1998年，我省的城市化水平仅为23.84%，远低于全国30.4%的平均水平，1999年，全省城市化水平比1998年上升了0.23个百分点,也低于全国上升一个多百分点的速度。因此，促进城乡经济的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城市对乡村的辐射带动作用、乡村对城市的服务作用，使城乡经济融为一体，是改善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市化进程的有效途径，要把农村小城镇建设与农业产业化和乡镇企业发展结合起来，把农业产业化与城市大工业和第三产业发展结合起来。
三是突出战略重点区域的优势整合。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全面展开，东西部之间、周边省区间以及省内区域间的合作会大大加强，东部沿海地区受资源约束和劳动力成本高的影响，某些资源依赖型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将逐步向西转移，另一方面，在东部产业向内地转移延伸过程中，我们又面临中部地区和周边省区的竞争，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更加重视和加强与东部地区的横向经济联合，以合作促开发，以开发促发展。要按照优势互补、互利互惠的原则，加强跨区、跨省、跨国的横向经济联合，特别是要打破行政区划限制，加强省内战略重点区域及其核心经济区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在资源开发合作中提倡“不求所有，但求所在”；在人才引进合作中提倡“不求所留，但求所为”；在商贸流通合作中提倡“不求所取，但求所流”；在企业改造合作中，提倡“不求所属，但求所强”。
2 .开发推动战略
世纪之交，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国家将通过加大对西部的投资、改善西部投资环境、加强东部对西部的支援、调整产业政策等一系列措施，加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这对缩小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将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我们必须增强自我发展的紧迫感、能动性，再不能错失这次良机。
开发推动战略就是抓住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机遇，用足用活用好国家政策，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开发模式，树立竞争的意识、效益的观念，以资源可持续有效利用为前提，以改善基础设施条件和生态环境为保障，以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中心，运用新机制、新办法，推动全省经济大开发，加快差距缩小的步伐。
（１）超前建设基础设施。要集中力量，有步骤、有重点地推进公路、铁路、民航、管道工程、水利、能源和城市基础设施等方面的建设，力争使制约我省经济发展、相对滞后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较大改善，基本适应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水利建设要开源与节流并重，新建与挖潜配套结合，大中小工程并举，努力改善农业用水和城市供水条件，在搞好引大入秦节水灌溉、疏勒河流域综合开发等大中型工程收尾配套的同时，结合生态工程建设和农田基本建设，集中力量抓好现有灌区水利设施的挖潜改造，大力推广渠道防渗、低压管灌和喷灌、滴灌、微灌等高效节水灌溉新技术，还要积极创造条件，争取引洮生态农业综合开发工程及九甸峡水利枢纽工程早日开工建设。能源建设要坚持保障安全、优化结构、提高效率、保护环境、开发与节约并重的方针，以电力为中心，加快城乡电网改造和建设，加大以煤炭、石油、天然气综合利用力度，因地制宜发展风能、太阳能、地热等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积极探索核能等新能源，建立合理的多元化能源体系。交通建设要以铁路复线、高等级公路建设为重点，加快铁路、公路网、机场和油气管线建设，逐步建成以兰州为中心，以铁路为主骨架，公路为主脉络，包括航空运输和管道运输在内的路网布局结构合理、各种运输方式相辅相成、技术装备和管理水平先进的开放型、多层次综合运输网络体系，强化我省在西北地区交通运输的枢纽地位。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要着眼于给排水、供气、供热、污水和生活垃圾处理、公共交通能力的显著提高，重点建设大中城市道路、桥梁、垃圾处理场和环保设施，着力解决县城供水、排污、供暖问题，积极发展宽带化、数字化、光纤化传输网络，不断提高城乡通讯水平。
（２）改善生态环境，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我省生态环境条件依然十分严酷，十年九旱、水土流失、草场退化、土地荒漠化、森林破坏、环境污染等问题仍比较突出，环境质量不容乐观，进一步恶化的势头还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目前，全省仍有土壤侵蚀面积39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85.7%,其中，水土流失面积37.2万平方公里，占土地总面积的81.8%，森林覆盖率仅9.04%。因此，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是我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必须以生态环境建设为重点，统筹规划、分类指导，实施综合治理，逐步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生态环境保护、治理、监测体系，协调好人口、资源和环境之间的关系，促进资源可持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
生态建设要与调整优化农业结构相结合，贯彻“退耕还林（草）、封山绿化、以粮代赈、个体承包”的方针，坚持因地制宜、科学规划、先易后难、分步实施、讲求实效、有利群众的原则，全面启动“再造山川秀美的甘肃新山河”的生态建设工程。全面停止天然林砍伐，进行大规模退耕还林（草）、封山育林和荒山绿化，搞好小流域综合治理，控制水土流失、草场退化、滑坡泥石流，抓紧实施“三北”防护林、河西荒漠化防治、黄河及长江中上游防护林、国有天然林保护等工程,力争用10年左右的时间使全省的森林覆盖率由现在的9.04%提高2010年的13.6%。
环境保护要坚持污染防治与生态保护并重的方针，全面展开环境污染治理和预防工作，改变单纯从生产终端来控制污染的传统观念，加大企业技改力度，改进生产工艺，优化生产环节，推行清洁生产，发展清洁能源，改善能源结构。要倡导绿色文明，发展绿色产业、环保产业，重点抓好黄河甘肃段、石油河、马莲河等主要河流的水污染防治，兰州、金昌、白银等重点城市的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加强城乡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实行污染综合防治，提高污水和垃圾处理率、回收利用率，促进环境与经济的协调发展。
(3)调整优化结构，积极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首先，从甘肃省情看，经济结构不适应市场需求结构是当前制约甘肃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是促进甘肃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当前，甘肃经济结构性问题主要表现在：一是产业结构不协调，产业关联度小,深层次的实质性问题和矛盾并未得到解决。工业初级化特征明显,直接跟进消费市场变化的下游产业和新兴产业发展缓慢，以初级原材料工业为主的重型工业结构，始终未能转变为综合性的经济优势，第三产业发展比较滞后，与一、二产业发展不相适应，农业以种植业为主、以粮为主的传统自给自足特征仍很明显，产业化水平、市场化程度比较低。1999年，甘肃的三次产业结构是20.5∶45.5∶34.1,第二产业所占的比重，比全国低5个百分点，农村的三次产业结构为59.4∶25.4∶15.2。二是产品结构不合理，大路货多，名优产品少；粗加工产品多，精深加工产品少；低档次产品多，高附加值产品少；劳动密集型产品多，技术密集型产品少；平销产品多，畅销产品少。三是所有制结构比较单一，各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共同发展的体制尚不完善，国有经济比重畸高且缺乏活力，非国有经济比重太小且发展缓慢，在所有制结构中，国有经济所占的比重较高，1998年，工业总产值中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产值所占的比重全国为28.2%，甘肃高达50.2%。四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中央在甘企业与地方企业融合度低,地方企业规模普遍偏小，骨干企业群体较少，“大而全”、“小而全”的现象比较严重，支柱产业、优势产业不明显，规模效益差。
其次，从国内外环境来看，国内外经济形势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调整结构是趋利避害、适应日趋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的根本性措施。一是市场供求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消费品和主要生产资料已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现在的买方市场，经济增长已由过去的供给约束转向需求约束。这一方面有利于我们扩大社会再生产和提高社会消费水平，有利于增强整体经济实力和改善人民生活，另一方面经济增长对市场需求的依赖加大，会因有效需求相对不足而使经济增长缺乏动力，这就要求我们不断调整经济结构，尽快实现由单纯依赖数量性增长向数量与效益同步增长的转变。二是我国正处于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时期，东部发达地区受资源约束和劳动力成本高的影响，一些劳动密集型行业必将逐步向内地转移。这将为我们发展劳动密集型行业让出一定的市场份额，为我们发挥比较优势创造了有利的机会。三是对外开放格局发生了新的变化，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指日可待，国内市场竞争将越来越具有国际化特征，外来竞争压力将不断增大，特别是我省不具备竞争优势的许多产业将受到来自海外的巨大冲击，如农业、原材料工业、机械电子等行业将随着国家高保护政策的取消和政府宏观调控的失灵而付出一定的代价，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或传统产业技术改造由于在获取技术等知识产权方面的更严格约束而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金融保险、对外贸易等行业由于我国市场体系不健全、市场监管与风险防范体系不完善而形成很大压力。
因此，进行以产业创新、技术创新、竞争力增强和培育新的增长点为主要内容的经济结构调整，对21世纪初期甘肃经济发展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这种调整既要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更要着眼于长远发展，这就必须以增强产品竞争力和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为宗旨，面向市场，依靠科技创新对产业结构、产品结构、技术结构、布局结构、所有制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投资结构、城乡结构进行全方位调整，建立多元化的经济结构，培育新的比较优势和强势，形成支撑发展的新力量，保证甘肃经济的可持续快速发展。
调整产业结构，就是要把农业调优、工业调强、三产调大，改造提高传统产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是按照产业化的要求，调整农村产业结构，以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为目标，以建设特色农业基地和培育龙头加工企业为突破口，大力发展高效农业、生态农业和创汇农业，积极培育林果、畜牧、农副产品加工等农村支柱产业，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实现乡镇企业“二次创业”。二是按照集团化、规模化、市场化的要求，加快对石油化工、有色冶金、机械装备、建筑材料、毛纺食品等行业的改组、改造和扩张，以组织结构调整和技术结构调整为重点，以资产重组为重要手段，推动产品更新换代和工业的优化升级，改变重型化、初级化的工业结构。适当控制资源开发规模，着力提高资源的综合利用水平，下决心淘汰一批产品没市场、长期亏损、扭亏无望和资源枯竭的企业，以及浪费资源、技术落后、质量低劣、污染严重的企业。三是以扩大就业为重点，以适度超前和协调发展为原则，促进第三产业跳跃式发展。在继续发展运输、商贸流通等产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信息、金融、旅游、房地产、社区服务和中介服务等新兴产业。要把旅游业作为大产业来发展，使之尽快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和甘肃经济的支柱产业。
调整产品结构，就是在产业优化升级中，瞄准国内外市场实施名牌战略，限制没有市场销路的产品，大力发展跟进消费的产品，力争创出一批高附加值、高创汇率、市场前景好的名牌产品，保护和不断开发具有地方特色的产品，通过技术创新积极开发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名优新产品。我省从1994年开始发展名牌事业，已培育了三批“陇货精品”，今后不仅要继续加强对甘肃知名品牌的宣传力度，还要找准一些具有较大发展潜力的企业作为重点扶持和政策倾斜的对象，通过优势整合，促使生产要素向名牌企业和名牌产品集中，实现规模化经营，提高企业竞争力，同时生产企业一定要增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意识，重视商标权，切实提高企业的产品与服务质量，把培养、发展、宣传和保护名牌贯穿到企业的管理经营全过程。
调整所有制结构，就是在强化国有经济主体地位的同时，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彻底改变我省单一的国有经济结构，充分发挥非国有经济对活跃市场、繁荣经济、扩大就业、推动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作用。国有企业要逐步退出一般竞争性行业，为非公有制经济进入创造条件，特别是国有中小企业要加快改革的步伐，通过资产重组和结构调整，退出国有，改组为混合经济。要努力消除以往在投资立项、建设用地、银行贷款、引进外资、收购兼并、进出口业务、股票上市等方面对非国有经济的某些不公正待遇和歧视，合理引导资金投向，扩大非国有企业经营领域，积极引导具备规模、档次的非国有企业参与各种形式的协作和联合，组建企业集团或改组成立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是要加大对民营科技企业的扶持力度，切实为民营科技企业发展创造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
3. 开放带动战略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是由当前的甘肃省情和国内外环境所决定的，是甘肃经济跨越发展的必然要求。首先，我国加入WTO指日可待，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已是大势所趋，以跨国公司全球购并为主要特征的结构调整和产业重组将引起投资方式和国际分工的变化，世界各国都力求在国际市场竞争中争夺战略制高点。我们若不扩大对外开放，不及时掌握国际经济技术发展动态，不及时跟踪国外市场变化而采取应对措施，就将丧失许多发展机遇，业已存在的发展差距就会愈来愈大。扩大对外开放，则可以利用国外市场需求促进我省经济持续平稳地发展，而且通过投资环境的改善进一步吸引外资，增加就业，充分享受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各种好处。
WTO有非歧视原则、公平贸易原则、开放市场原则、权力和义务平衡原则，我国一旦加入WTO，就可充分利用WTO的多边贸易规则和公平的贸易环境来抗衡国际上的各种贸易、投资歧视，减少目前国外对我们的反倾销，而且可以在所有成员国（或地区）享有多边的、无条件的、稳定的最惠国待遇，在幼稚工业保护、知识产权等方面也享受一定的优惠权利，这将使我省产品在更大范围内享受到有利的竞争条件，从而促进我省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外贸出口。
其次，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经打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全国统一大市场和市场价格形成机制已经形成，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大大增强。市场经济是竞争经济，也是开放经济，经济的大发展将越来越有赖于国内外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从而获得新的发展条件和机遇。但甘肃目前对外开放程度仍远远不够，与全国对外开放的步调很不协调，与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很不适应，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未来甘肃经济能否实现跨越式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对外开放程度的高低，我们必须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强化竞争意识，扩大对外开放，不仅对国外开放，而且要对省外开放。
实施开放带动战略就是适应经济全球化、市场一体化趋势，加大招商引资力度，积极开拓和利用国内和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实现对内、对外开放向高水平、宽领域、纵深化发展。通过构造与国际惯例相适应的经济运行机制，实现我省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对接，在更大的时空跨度里寻求大发展的机遇。通过营造宽松的政策环境，吸引和调动更多的国内外资金、技术和人才投入到我省的开发建设中来，开放市场，繁荣商贸，放手让外商进入甘肃市场；开放资源，放手让外商来甘肃投资办厂，开发资源；开放资本，放手让外商来甘肃改造、兼并、购买、托管、参股经营各类企业，盘活资产，搞活企业，搞活经济。
(1)充分发挥敦煌、嘉峪关、天水等旅游城市的对外开放优势，充分利用甘肃作为国家能源、原材料基地的基础，以古丝绸之路文化和少数民族宗教文化为纽带，以欧亚大陆桥沿线城市开放为先导，东进西出，南北策应，借船出海，筑巢引凤，形成以兰州为中心，以欧亚大陆桥为主线的对外开放总体格局。
(2)深化外贸体制改革,优化对外贸易结构,积极扩大出口,合理组织进口，促进对外贸易多元化。鼓励具有相对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产品的发展，扩大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商品的出口，重点扶持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大宗出口产品，努力扩大特色农产品的出口，引导外贸企业逐步向科工贸一体化、实业化、集团化、跨国经营方向转变。
(3)引导外资投向，扩大利用外资规模。要制定比东南沿海省区更优惠的产业政策，吸收外商直接投资，稳步扩大借用国外贷款规模，积极尝试BOT方式、有限追索融资、海外上市以及基础设施有限期出让经营权等利用外资新方式，积极、合理、有效的利用外资，重点开发农业资源、改善基础条件、改造传统支柱工业、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改善县乡卫生和教育条件、发展具有相对竞争力的新兴产业，允许外商进入我省金融、保险、增值电讯、旅游、房地产、会计服务、法律服务、交通运输、对外贸易、民用航空等领域。
(4)发展对外经济技术合作，重点是抓住全国范围内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省际间、区域间的经济技术合作。同时积极开展国际经济技术合作，鼓励科研院所与国际同行建立密切的技术合作关系，扶持一批国有大中型企业与国际著名跨国公司、大企业集团合资合作，继续拓宽我省对外工程承包及劳务输出的市场和领域。
4. 科教兴省战略
劳动者文化素质低、人才结构不合理、科技成果转化率低，选人用人环境不佳是导致甘肃经济增长缺乏活力、发展后劲不足的主要障碍。从我省人口文化素质看，无论是全民受教育程度，还是现有从业人员文化水平，都排在全国后位，在西北地区也仅是个中等水平（详见表2）。甘肃现有从业人员接受大专以上教育程度的比例仅为２.１％，低于全国平均水平１.４个百分点，列全国倒数第五位，第一产业以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人口为主，占
７５.３２％，第二产业以高中、初中文化程度为主，占78.01%，第三产业以高中文化程度为主占41.28%，大专以上文化程度仅占１３.83%。
从甘肃现有专业技术人员结构看，一是从业结构不合理，从事教学和基础研究的人员多，从事应用研究和科技开发的人员少；二是年龄结构不合理，老知识分子多，年轻知识分子少，50年代～60年代支援甘肃建设的老知识分子大多已接近退休年龄，年轻一代知识分子由于工资待遇上的差别，有“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情况，科技队伍不稳定，人才年龄结构“断档”；三是知识层次结构不合理，硕士以上等高学历的创新型人才少，一般学历的推广应用型人才多，掌握高新技术的人才少，懂得传统技术的人才多；四是地区分布结构不合理，在大中城市工作的人才多，在条件艰苦的农村工作的人才少，在大中城市中，又主要集中在兰州市。这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相对固化的专业技术人员结构，由于体制上的惯性，人才正常流动和人力资源共享的机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现有的科技人员的作用还没有得到充分调动，学非所用的多，学以致用、发挥专长的少。近年来大中专毕业生就业难、科技人才择业难、科技普及难的问题比较突出，人才奇缺与浪费并存，潜在的人才技术优势未能转化为现实经济优势。
表2
西北五省区全民受教育程度指标
| 指
标 |
陕西 |
甘肃 |
青海 |
宁夏 |
新疆 |
全国 |
| 公民平均文化程度（年，1995） |
4.13 |
4.86 |
4.63 |
5.45 |
6.17 |
6.09 |
| 就业人员平均文化程度（年，1996） |
7.3 |
5.96 |
5.02 |
6.86 |
7.92 |
7.3 |
| 学龄儿童入学率（%，1995） |
99 |
96.9 |
81.4 |
96.2 |
97 |
98.5 |
| 小学毕业生升学率（%，1995） |
90.1 |
85.6 |
86.4 |
84.1 |
85.7 |
90.8 |
|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1995） |
34.4 |
40.6 |
52.5 |
49 |
34 |
48.3 |
| 女性成人文盲率（%，1990） |
34.6 |
53.6 |
55.3 |
43.8 |
23.3 |
32 |
| 农村女性成人文盲率（%，1997） |
28.7 |
44.8 |
71.2 |
47.8 |
16.7 |
29.8 |
| 小学年辍学率（%，1997） |
1.72 |
2.69 |
3.06 |
1.62 |
1.47 |
1.01 |
| 初中年辍学率（%，1997） |
5.57 |
4.97 |
4.76 |
3.78 |
3.35 |
3.14 |
| 成人识字率（%，1997） |
83.6 |
73.2 |
56.3 |
52.4 |
88.4 |
82.9 |
从技术结构和科技成果情况看，科技教育与经济发展的有机结合问题尚未完全解决，适应市场和参与市场竞争的能力不强。据了解，省内重点企业关键设备达到和接近国际、国内先进水平的仅占15%左右，2/3的设备属国内一般或落后水平。特别是中小企业技术、装备更为落后，大部分都应淘汰更新。在全省工业总产值中，传统工业占89.1%，新兴工业仅占10%左右。
从世界经济发展的趋势来看，资源虽然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条件，但已不再是最重要的条件，起决定作用的是科技、人才等其他生产因素，科技和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导力量，是增强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的核心和关键。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就是积极贯彻经济建设依靠科技教育、科技教育面向经济建设的方针，高度重视人力资源的开发，切实推进素质教育和技术创新，从根本上解决科技、教育与经济脱节问题，通过技术创新、知识创新和人才培养，真正把经济发展转移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
(1)完善技术创新体系。要深化科研院所改革，鼓励各类科研机构向企业转变、与企业联合或直接办成科技企业，推动企业成为技术进步的主体，努力提高自主开发和技术创新能力，促进多种形式的产学研结合。制定并落实优惠的用人政策，吸引各类人才在甘肃发挥聪明才智，鼓励企业、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开发生产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名牌产品和开展技术服务。
(2)建立适应经济发展要求的知识创新体系和教育体系。深化办学体制改革，调动全社会办学积极性；深化高教改革，推进非义务教育产业化，用三年的时间实现高校后勤服务社会化；加强教育内容、课程设置、考核方式和质量评价体系改革进程，大力推进素质教育。要继续加大财政对教育的投入，同时支持社会各界以多种形式投资办教育，逐步形成义务教育主要由国家投资，非义务教育主要由社会投资的格局，实施"贫困地区义务教育工程"，努力推进"两基"工作；实施"素质教育工程"，促进基础教育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实施"未来工程"，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实施"园丁工程"，提高教师队伍素质；实施"职业中学建设工程"，加快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步伐；实施"高层次创造型人才工程"，加强高校教学科研工作；实施"高新技术产业化工程"，加强知识创新工程建设，建成10个左右的教育科研和成果转化基地；实施"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形成开放式教育网络，构建我省终身教育体系。
(3)瞄准行业发展前沿，促进高新技术产业化。以知识创新和科技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波及全球，网络化技术深刻影响并改变着人类生产和生活方式，信息、生物等高技术的发展向传统产业提出了严峻挑战，各国的综合国力竞争更加倚重于科技进步和知识创新，我省传统支柱产业如不改变当前的技术落后状况，就必然会在激烈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被淘汰，如不尽快培育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占领战略制高点，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差距就会进一步拉大，就必然在未来国际经济发展中失去应有的地位。必须立足生产领域对技术的要求，高度重视关键技术和重大技术研究，实现产业的技术跨越。要加大对科技的资金投入，有重点地支持一批有市场、有效益的大中型企业技改项目和高新技术产业项目。大力推进农业科技革命，力争在种质改良、节水农业、绿色食品、林木育苗和作物栽培、生态建设等方面实现技术突破；加大工业的技术改造力度，努力开发有市场需求的新技术、新工艺和新产品，坚决淘汰落后的设备、技术和工艺，压缩一些行业的过剩生产能力；瞄准行业技术发展前沿，大力发展新材料、光机电一体化、生物工程与新医药、电子信息、新能源与节能、环境保护等高新技术产业；大力推进电子商务、远程教育等新兴服务业的发展，加快高新技术在通信、金融、咨询、贸易、文化等服务领域的应用，努力提高服务业的科技含量。
（二）战略实施
战略实施是战略决策的目的，要保证新世纪甘肃经济发展战略及其方略的顺利实施，必须针对当前存在的根本性制约，采取切实有效的对策措施，特别是要克服以往战略决策"闭门造车"、战略实施"一阵风"的现象，就必须努力创造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政策环境和法制环境，从制度上、体制上和机制上为战略实施提供可靠保障。
1.改善投资环境，创新投融资体制
(1)制定优惠的投资政策，多渠道吸引省内外资金。首先，与东部省区相比，我省在区位上处于相对劣势，区内市场需求小，距区外市场远，交通运输落后，投资成本相对较高，要使在我省的投资者能够获得比别的区位更高的投资净收益率，关键的办法是给以比东部地区更大的税收优惠。其次，我省金融机构整体上存大于贷的事实说明，尽管我省企业收益不佳、城乡居民收入偏低，社会闲散资金有限，但仍有大量资金外流，而未在本省得到充分利用，因此，一方面要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充分调动省内潜在投资者的投资积极性，另一方面制定有利于促进消费的政策，努力扩大居民消费需求。
消费需求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一驾马车"，经济发展是建立在市场有效需求基础上的，较低的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不可能有较高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不足，会进一步导致了市场无热点、经济增长乏力、居民收入增长缓慢等一系列恶性连锁反应。1998年以来，国家一直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鼓励消费的政策，但由于主要是采取"挤"和"压"的办法刺激居民即期消费，而对引导居民预期消费重视不够，尽管对扩大内需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有达到预期效果。因此，目前调整消费政策的重点是清理某些限制消费的政策和法规，减少"挤"和"压"的办法，更多地以增加消费者利益的方法来引导居民消费活动。一是调整收入分配政策，保障城镇中低收入居民的收入稳定增长；二是加大消费信贷力度，拓宽信贷领域，简化信贷手续，提高审贷效率，大力发展住房、助学和大件商品的消费信贷。三是坚持和完善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失业保险和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的"三条保障线"制度，在此基础上，积极创造条件，向健全的社会保障体系过渡，使企业和居民把当前投资消费作为利益最大化时点，增加即期消费、调动预期消费。
(2)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投融资体制。按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合理划分政府、企业等各类投资主体的投资范围，对省级预算内资金和省上有关部门掌握的其它建设资金，逐步集中、统一使用，坚持集中财力办大事的原则，主要投向公益性、基础性建设项目。对竞争性建设项目，要逐步推向市场，按照"谁投资、谁收益"的原则，积极引导社会资金、企业资金和外资参与投资。要完善债券交易市场，积极发展和健全股票市场� | 
